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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财经

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资金的增长变化紧密相关，其中“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或称资金总量）是一个重要指标。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23个重点城市2019年底的资金总量，前十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天津和苏州。其中，京沪的资金总量在全国遥遥领先，深圳与广州的差距不断拉大。增速方面，近七年来，深圳、长沙、合肥、杭州和郑州的资金总量增长位居前五。

广州与深圳差距拉大

今年十强城市资金总量全部超过了3万亿元大关，三大金融中心北京、上海、深圳位居前三。从整体格局来看，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必须要有全国性的要素市场、交易体系，比如证券交易所；以及较大的金融机构总部，包括大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机构等。在这些方面，上海和深圳都拥有证券交易所，北京则是金融监管中心，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总部十分集中。

2019年资金总量前23城

北京市2019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171062.3亿元，比年初增加13922.4亿元。上海市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32820.27亿元，比年初增加11679.94亿元。

尽管资金总量不如北京，但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超过北京，位居第一。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实现金融业增加值6600.60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当年，上海金融中心开放创新深入推进，全年持牌金融机构新增54家，“沪伦通”、沪深300ETF期权及股指期权、长三角一体化ETF、天然橡胶期权等金融创新产品成功推出。

京沪之外，深圳2019年末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83942.4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5.7%，继续向10万亿大关迈进。

位居第四的广州去年资金总量为5.9万亿元，与深圳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24811亿元，甚至超过第12位的郑州的资金总量。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时，广州资金总量还明显领先深圳，但近年来却被深圳超过并且不断拉大差距。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是“新钱”和“旧钱”的差别，体现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传统商贸业很强，早期藏富于民，很多人是‘一铺养三代’，赚的是辛苦钱。”但近年来随着电商的发展，传统商贸受到不小冲击，资金集聚能力也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金融和高科技是城市升级发展的标志性产业，深圳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又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近年来集聚资金的能力远超广州。

“深圳赚的是快钱、新钱，是有科技含量、资本含量的钱。”彭澎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十分发达，近年来，这些企业加速资产证券化，很多企业一旦上市发展特别快，很多资金沉淀在再投资领域滚动很快。

另一方面，得益于雄厚的地方财政优势，深圳能够给企业提供的优惠和扶持也更多，因此也吸引了不少企业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前去设立总部，进一步带来资金的集聚。

四个一线城市之外，杭州的资金总量达到了4.5万亿元，独处4万亿梯队。尽管去年杭州的GDP总量仅位列全国第九，不如重庆、苏州、武汉、成都等，但杭州的资金总量却超过这些城市，高居全国第五。一大因素在于，作为强省会城市，杭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杭州的资金不仅来于自身，也来自浙江全省。因此，杭州的位次也代表了第四经济大省浙江的整体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在五个拥有计划单列市的省份中，杭州是最强势的省会，无论是GDP还是资金存量、财政收入、高新技术产业等重要指标，都占据绝对优势。比如，杭州的资金总量是宁波的2.17倍。

从十强城市的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占8个，剩余2个名额全部来自西部的成渝城市群。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城市群占4个，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各2个。也就是说，十强城市均来自四大国家级城市群。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经济大省山东没有一个城市入围前十，其中资金总量最大的济南也仅位列全国第17位。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相比粤浙，山东转型升级步伐较慢，目前能源原材料之类的基础工业占比仍很高，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明显不足，此外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差距也较大。另一方面，从城市结构来看，山东以中小城市为主，城镇化率较低，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不突出，引领能力较弱，对资金的集聚能力也相对较弱。

近7年深圳增速最快

资金总量的增速和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映射。从23个主要城市近七年资金总量的增速来看，前六位分别是深圳、长沙、合肥、杭州、郑州和东莞，均超过120%，其中榜首深圳增速达224%。

近七年主要城市资金存量变化

东莞的资金快速增长与深圳有很大关系。彭澎说，东莞是深圳和广州的“混搭”模式，传统产业很强，同时近几年新兴产业发展也很快。近几年，东莞还承接了深圳大量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溢，经济韧性好，聚集的资金也比较多。

上述前六名中，除了深圳和东莞外，其余全是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省会，比如长沙和合肥就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

近十几年来，长沙的产业发展态势非常好，工程机械、汽车等产业迅猛发展，这些产业刚好契合了2008年以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内需迅速扩大的需求。

再看合肥，2009年时合肥GDP仅位居全国第49位，但2019年已上升至全国第21。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林斐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这些年合肥的整体发展思路比较清晰，一方面做好原有产业的集聚提升，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很好地抓住了产业分工与升级的路径，特别是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抓住了很多机遇。

相比之下，23城中7年资金总量增长最慢的6个城市分别是天津、无锡、佛山、宁波、苏州和沈阳，其中天津仅为57%。总体上看，这6城主要包括了外贸明星城市以及天津、沈阳这样的重工业城市。

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像无锡、佛山、宁波这类外贸明星城市、制造业大市，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目前很多都面临产业能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制造业随着人工、土地成本的提升，已经转移到中西部，因此这些城市的资金增速也比较慢。

而天津、沈阳这些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同样也处于产能过剩阶段，这些年随着能源经济下行，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也随之放缓。“产业结构的差异造成了吸纳资金能力方面的差异。”丁长发说，像深圳有很多天使基金、金融机构、高新企业，他们的平均工资都很高，但是在传统的制造业大市，他们的整体工资水平就低了不少，因此资金存量也存在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