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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机构该用怎样的机制，才能激活科研人员的动力？

10月29日，正在上海举行的2018年浦江论坛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从体制机制层面对中国科创的诸多问题“把脉问诊”。

他说，“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了重大进展，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都有了进一步增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已经跃升至第17位，是跻身全球20强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可以说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但是，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们科技创新还存在薄弱环节和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今年9月，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科研人员张小平离职事件曾引发社会关注。自媒体发布了一篇题为《离职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的人才，只配待在国企底层？》文章，引用了“张小平参与我所型号研制情况”的文件照片，称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原副主任设计师张小平，是中国登月工程所用火箭发动机的关键科研人员，暗示其离职是因薪酬低、不受重视，而加入民营航天公司后却是年薪百万的待遇。

人才流失，待遇不高成为中国科研的“阿喀琉斯之踵”。

王一鸣在主旨演讲中也对这一现象作出分析称，我国创新激励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高端领军人才数量不足。“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科研机构都是公立的，按事业单位管理，受体制机制的约束，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措施不到位，创新难以获得相应的回报，抑制了部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特别是职务科技成果的产权激励机制还不到位，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比较重人才引进的数量，轻人才建设的环境。我国科技人员总量居世界前列，但高端领军人才仍然比较缺乏，创新型企业家数量有限。”

他还指出，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短板还比较明显。过去我们比较重应用技术研发和技术的产业化，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作为前沿技术源头的基础研究欠账还比较多，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重长期徘徊在5%左右，远低于美国、法国、英国15—20%的水平。“由于原创性基础研究的前端环节投入不足，支撑产业升级引领前沿技术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相对不足，不少领域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还依赖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他说，“有人形容我们在一些领域还是在别人的地基上建房子。在个别西方国家对我技术封锁升级的背景下，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开始凸显，也成为我们科技发展当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近年，我国持续加大科创投入，研发经费已经居世界第二，投入强度甚至超过欧盟创始国的平均水平。

但王一鸣同时指出，一些项目科技投入比较分散，产出效率不高。政府的科技经费投入因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创新链条上各环节的资金断裂与交叉重复并存，存在碎片化和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我们部署了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任务，但重大突破还不如预期。”

他表示，我国科研开放创新还不足，对国际创新资源利用还不充分。随着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流动，开放创新成为重大趋势，但现行的政策对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还存在约束，影响了企业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开展高水平开放创新。尽管我们在政策上对外籍人才出入境、在华长期居留政策环境有所改善，但享受国内公共服务包括一系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还遇到一些体制障碍。

四大短板，如何破解才能改善中国科研创新的大环境？

王一鸣表示，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弥补制度短板、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创新体系、健全要素高效配置的新体制，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首先我们要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产权激励是最好的激励。 同时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只有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掌握主动权。”

他还表示，提高科研效率，关键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在推动创新发展中的关系，政府主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在企业无力和不愿意投入的环节增加投入。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资源的作用，市场更有效率的领域应该交给市场去做。在政府层面要进一步优化政府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提高公共支出的利用效力。并扩大创新体系的开放度，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有效利用国际创新资源。要放松对创新要素流动的管制，鼓励国外高端人才来华创新创业，放宽外籍高端创业人才办理签证和绿卡的限制，简化其创办科技型企业的审批，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水平，促进跨国公司融入中国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