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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超级大国崛起之路势不可挡的现实理解有限。去年7月，《金融时报》专栏作者吉迪恩·拉赫曼发表的一篇文章最能说明这一点。在拉赫曼看来，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政治行为体，但没有能力争夺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据称它缺乏做出必要“牺牲”的“意愿”。

笔者只在几年前去过一次北京，但与许多到过中国首都的人一样，足以证明中国强大的经济引擎不仅为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动力。虽然中国官员没有公开表示其最终目标是使该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中国领导层完全清楚眼前挑战的性质。

事实上，我们越早承认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按照明确而果断的政治战略运作，我们对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地缘政治转变的理解就越深刻。

当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徒劳无益的战争时，区域和国际政治行为者填补了美国和西方离开其各个势力范围所造成的空白。中国开始发挥更大的经济影响力，以公平的合作伙伴的形象出现——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相比。

直到2011年，美国逐渐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华盛顿才宣布其“转向亚洲”战略。这是一个新的军事和政治战略，目标是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然而，这一地缘政治转变可能为时已晚。首先，美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军事介入过深，后果严重，不可能单凭宣布一项新战略就一笔勾销。其次，中国当时已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建立了复杂的合作网络，使其能够与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担心或厌倦了西方军事优势和干预的国家发展关系。

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去年10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过去12年里，中国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和拉赫曼一样，许多分析家错误地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制造国，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它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但北京的经济实力并不总是在政治上起决定性作用”。

这种有限的思维是基于一种观念，即政治“就是遵循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在外交政策、外交活动和偶尔的战争中使用的相同蓝图”。然而，中国对政治的做法一直都很不同。北京的看法是，中国不需要通过入侵他国来获得政治行为体的称号。相反，中国借鉴本国历史经验，利用经济影响力追求伟大。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代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现代诠释，这足以告诉我们中国模式的性质。

根据西方的普遍理解，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只要敢于在西方议程的指令之外运作，就是一个威胁或潜在的威胁。然而，在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成功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的财富不断增长，中国也没有被视为“威胁”，因为北京的经济崛起推动了亚洲，进而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甚至缓解了2008年的大衰退，而这场大衰退本身是由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崩溃造成的。

中国不仅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行为体，而且在某些观点中，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因为中国正在军事（在亚洲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稳步挑战美国和西方的主导地位。

我们都应放弃认为中国只对商业感兴趣的观念。这种关于中国的局限性思维会认为美国是利用其全球主导地位来实现其他崇高目标的观念得以延续，例如，“恢复民主”和“捍卫人权”。对中国的贬低和对美国的抬高不仅是种族主义，而且也与事实完全不符。来源: 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