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明（civilization）？这个概念充满了争议。《牛津词典》对“文明”的定义是——“指社会高度发达、有组织的一种状态”。但是，怎样的社会状态才算得上“发达、有组织”呢？这就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
长期以来，很多人在谈及“文明”一词时，总是冠以“古代”或“现代”，“东方”或“西方”等前缀，希望以此论述文明的“分野”。
令人尴尬的现实是，某些自诩为“文明”的社会，一直充斥着血腥、强制和奴役，于是这类“文明”和野蛮总是相互交织、难分彼此。
与此相反，在欧洲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却出现了大量的自由城邦，那里的私有财产、司法权威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们的潜能得到超乎想象的发挥，某些天才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人超越。
如此看来，人类文明的进程似乎并不总是遵循进化论（阶段论）或“国情特殊论”，而是有着某些贯穿始终的、全人类共有的要素。
有几点是毋庸置疑的：文明是人类特有的，动物世界没有文明；文明与野蛮，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后果。
01「 文明社会的暴力浓度低 」
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说，自有文字记录以来，人类社会的暴力浓度总是越来越低。几千年来，人类的对同类的残杀越来越少，这是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的最重要的标志。人类活得越来越好，首先得益于越来越安全，而来自同类的相互残杀，是影响人类安全感的第一大原因。
例如，英国人统治印度期间，废除了寡妇殉葬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19世纪的英国体制就比印度文明得多。
再比如，在某些地区，人们会将出轨的女性用石头砸死；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仍然保留着对未成年女子行割礼（割除外外生殖器）的习俗，这种仪式通常是强制的，并且通常没有麻醉和消毒……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行为。
02「 文明社会有稳固的财产权，并且边界明确」
刘军宁先生在其著作《保守主义》中说：两只蚂蚁争夺一块面包、猎豹和鬣狗争夺一块肉，遵循的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英国启蒙大师休谟发现，动物无法表达“我的”、“你的”这一类概念，但人类可以。在个人拥有私有财产之后，市场交换和分工协作才成为可能，才让人类告别了丛林法则。所谓“好邻居不如好篱笆”，产权边界越清晰的制度，越能鼓励人们诚实守信。私有财产受公平保护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参阅《保守主义》第五章）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私有财产与自由须臾不可分离”——休谟、柏克、哈耶克、阿克顿、托克维尔、孟德斯鸠等思想巨人，都将财产权视为自由制度的基石。出身秘鲁、留学英国的著名学者丹尼尔·汉南先生在《自由的基因》中说，拉美差不多与北美同时期取得独立，但由于没有像美国那样继承英国的财产权制度，因此至今处于贫困、动荡的深渊。
03「 文明社会开放、协作程度高」
动物的团结协作程度远远不如人类，人类依仗市场交换，分工已经高度职业化。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更是让人类的协作程度达到空前，全人类的财富总量和生活水平，都呈加速度增长。
例如，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略中原，抢劫、杀戮，甚至还吃人肉。这些残暴血腥的行为，与中原汉族相比，当然就是野蛮。后来，一些部落受中原人的影响，逐渐懂得与汉人做生意，用畜牧产品交换茶叶、铁器，这就是一种野蛮向文明的开化。而那些坚持封闭自己的种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参阅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因此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说：只有开放的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凡是主动闭关锁国的社会，一定会陷入野蛮、落后的恶性循环。
04「 文明社会普遍遵守契约、目光长远」
动物基本上没有任何长期的记忆，也不懂得以积累的经验预测遥远的将来。因此，动物没有诚信的伦理，也无法预见功利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但是，人类是有记忆和预见性的生物，积累了足够多的博弈经验以后，人们迟早会明白一个道理：依靠无休止的相互残杀，永远无法走出囚徒困境，斩草除根也无法带来长治久安，唯有切实建立共同的底线、责任明确的契约，才是维护安全感的最佳方式。尤瓦尔·赫拉利说，正是这种强大的“虚构能力”，使人类跳出动物的范畴、成为万物之灵。
例如，货币信用就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使人类的市场交换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凡是金融市场开放发达的地方，就一定是文明程度高的地方。
另外，不受权力干扰的市场通常是重复、多次的博弈。因此，只要社会保持高度的开放和协作，守信的人就一定是获利最多的——这样便形成了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
另外，文明社会的远见还体现在对历史的尊重、对未来的关切，例如：正视历史真相、对儿童和环保不计回报的投入。不回避不光彩的历史，不会透支国家和自然的未来。
05「 文明社会遵循法治，法律保护所有人的自由」
在一个文明的国家，法律就是国王。任何事物都严格遵循法治原则，任何公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制约。由于契约的普遍建立，文明社会产生了宪法契约为核心的法治精神。
在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分权制衡对公权有充分的约束，这使人们获得了长久的安全感、言论自由和创造幸福生活的自由……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宪法保障，没有普遍性的、体制性的任意刑罚（饥饿、剥夺睡眠、刑讯逼供等）。即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必须经由严格的司法程序方可定罪受罚。
而在一个野蛮的社会（例如秦始皇时代），人们面对无所不能的国家机器、无所不在的强制和奴役。这里充满酷刑和寻租，程序正义时常遭受践踏。很多昭彰的罪行，甚至就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契约（法治）精神是文明的基石；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越高，保护人民的权利越充分，这个国家就越是稳定繁荣。
06「 文明社会的人们具有普遍的同情心，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关注生活细节」
同情心，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私是生物的天性，是生存和繁衍的依据，但是人类有同情心，并且，与自己相似度越高的事物，越能唤起我们的同情心。例如，我们最关心的依次是：自己、亲友、同类、动物、植物……
个人选择越多的社会，越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当一个社会的规则容许人们“自私自利”，鼓励人们互惠互利时，人们反而会自发地同情弱者，处处为弱者着想。因为这恰恰说明，这个社会普遍的状态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就可以活得足够好，并且有余力帮助弱小，将同情心扩大到陌生人、动物乃至一切生物的范围。如果一个社会里最弱小的存在也可以活得尊严、幸福，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相反，如果总是停留在马斯洛所说的“最低层次需求”——人们为了满足最低水平的食欲、性欲和安全感需求，就必须竭尽全力，甚至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身在这样的社会，人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动机追求更高尚的目标，美德和生活品质都将成为稀缺品。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进程，就是人类不断摆脱野蛮的进程；文明的最大功用，就是“让人活得像一个人”。
另外，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是站不住脚的：文明之间有竞争、有摩擦，但绝不会产生相向而行的冲撞——产生冲突的，只能是野蛮和文明：暴力与和平，封闭和开放，奴役和自由，契约和丛林……
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明秩序的领地一直在扩大，野蛮的领地一直在缩小——我们对未来仍然可以保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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